这和康熙自己说的,康熙六十一年四月丁卯

近三个世纪以来,关于康熙帝之死及其传位情况,众说纷纭。由于能够揭示事实真相的原始材料未存于世,彻底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必要条件,尚不具备。以下史料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记述了康熙帝生病前后的情况。

康熙怎么死的

《清圣祖实录》上说,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熙一行人前往南苑行猎。因为身体不舒服,康熙于十一月初七回到了畅春园。《永宪录》则记载说,康熙在十一月初七从南苑回到畅春园,次日有病,康熙还传旨说:“偶感风寒。本日即透汗。

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

由此看来,康熙是在十一月初七回到畅春园的。但初七到十三日,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康熙便突然驾崩了,那人们会问:康熙究竟得的什么病,又是怎么得的呢?

首先从发病的时间来看,康熙应该是在行猎途中染病的。考虑到当时北方的十月底已经是初冬,正好是季节变换、容易突发感冒的时候,估计康熙当时也是在风里行走受了凉,在行猎过程中就已经感到不舒服,这才会从南苑急忙赶回畅春园。这和康熙自己说的“偶感风寒”,可以对应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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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回到畅春园后,康熙病情加重,他在谕旨中说“本日即透汗”,这说明他当时的感冒已经比较严重了,似有头疼发烧出汗的症状。由于康熙晚年的身体并不好,但又喜欢强撑,所以他的真实病况可能比他描述的要严重,弄不好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只不过康熙自己不知道或者不想说而已。

另外,从“本日即透汗”的“即”字看来,康熙自己对这次生病不甚重视。不过,康熙似乎又意识到这次发病来势汹汹,所以又说:“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从这话看来,说明当时康熙的身体已经很虚弱,所以他才会决定休息几天,不看奏折。

在随后的几天里,康熙虽然不看奏折,但还有些事情要交代处理。比如在初九那天,康熙因为自己已经卧病不起,他便让四阿哥胤禛代他前往南郊天坛进行冬至的祭天大礼。祭祀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五日,康熙很看重祭天大礼这件事情,这次实在是因为自己起不来了,所以才让胤禛代替自己。之所以让胤禛去,也许是因为胤禛在这方面有经验,也许是因为康熙重视胤禛,觉得他代替自己去行礼最合适。为此,康熙还特意叮嘱胤禛先去斋所斋戒,以表示对上天的诚意。

估计胤禛当时也看出老父亲这次和以往大不一样,所以他去斋所后,从初十到十二,他每天都派太监和护卫去畅春园问安,估计也是担心康熙在中间会出什么意外。但是,康熙对每次问安的答复都是“朕体稍愈”,用白话来说就是:“我今天好点了”。

以康熙的性格,这句话恐怕未必是这个含义。一个凡事爱逞强的人,如果不到情况危急的时候,绝对不会说自己病情恶化,因此,“朕体稍愈”这句话,或许应该理解成康熙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只不过没有恶化而已。

果然,到了十三日的凌晨,康熙的病情急转直下,他感觉到自己这次的确是不行了,所以他在十三日丑刻,命人急召当时在斋所的胤禛前来畅春园(提前让胤禛前来,一来可能是胤禛在城外,路途稍远,但也有很大可能是因为要传储位于胤禛的缘故)。

在胤禛还没有到来之前,康熙又在寅刻将在京城里的阿哥们,包括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祐、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礻我、十二阿哥胤祹、十三阿哥胤祥、十五阿哥胤禑、十六阿哥胤禄、十七阿哥胤礼等,全部召来(五阿哥胤祺除外,当时他因奉旨前去祭奠东陵而不在京城)。

那些阿哥们到齐之后,胤禛大概是在巳刻赶到畅春园,到后便急入寝宫问安。在十三日的白天,胤禛总共进去过三次,康熙跟胤禛说了什么,不得而知。

当晚戌刻的时候,康熙便告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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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熙死亡的具体时间,《清圣祖实录》、《永宪录》还有《皇清通志纲要》里的记载都是“十三日戌刻”,雍正本人钦定的《大义觉迷录》也是如此陈述,时间节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十三日康熙病情急剧恶化也是事实。争议最多的,恐怕还是胤禛在十三日白天曾进康熙的寝宫请安,之间到底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因为没有记载,这在后面也导致了很多的传闻,后叙。

不管怎么说,反正康熙已经撒手人寰,走完了他最后一段路程。至于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已经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回顾康熙的这不平凡一生,八岁登基,九岁丧母,在祖母孝庄太后的扶持下,才稳固了皇位,打败了鳌拜,平定了三藩,统一了台湾,廓清了漠北,国泰民安,种种功绩,足以青史留名,彪炳千古。康熙一生治国勤勉,完全称得上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一代英主。

胤禛即位后,大臣们给康熙上谥号曰:“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拟庙号为“圣祖”。雍正为表孝心,刺破自己的中指,用血圈出“圣祖”二字。由此,康熙大帝即成清圣祖。

康熙的安息之地曰景陵,在顺治孝陵的东南约两里之地。雍正元年八月,雍正亲自为景陵书写碑文,同时他又让诚亲王允祉还有善于书法的翰林们各写一份,让大臣们来评比。那些大臣又不是傻子,当然说雍正写的最好,最后也用他的。

因为皇后赫舍里氏早逝,景陵在康熙十五年便已经破土动工,并于康熙二十年修建完成。康熙的前三个皇后赫舍里氏、钮钴禄氏和佟佳氏,她们的梓宫都早已放进了地宫,地宫的门一直开着,她们已经在那里等待康熙的到来,等了有几十年的时间。

“雁断衡阳声已绝,鱼沉沧海信难期”,康熙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三个皇后都去世如此之早,而自己又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从秦朝到康熙时期的一千九百多年间,活过七十岁的皇帝唯有明朝嘉靖皇帝)。一直到雍正元年九月,康熙的梓宫运进景陵后,地宫才最后关闭。

其一,《清圣祖实录》载,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帝前往热河避暑,八月初三日开始行围,九月初二日返回热河行宫。半个月后,踏上归途,二十七日抵京,驻跸畅春园。十月二十一日,又赴南苑行围。十一月初七日,“上不豫,自南苑回驻畅春园。”十三日戌刻,“上崩于寝宫”。(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97,康熙六十一年四月丁卯;卷298,康熙六十一年八月丙辰;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甲申、戊戌、庚戌,十月癸酉;卷300,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戊子、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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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永宪录》载:“己丑上不豫。传旨: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甲午戌刻,上崩于畅春苑。”萧奭:《永宪录》卷1,第48—49页。

其三,《皇清通志纲要》载:“十一月初十日辛卯,上幸南苑。不豫,回畅春园。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上寿六十九龄。亥刻回都。隆科多受遗诏,内云……”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按,此处“上幸南苑”日期有误,应为十月二十一日癸酉。

其四,1723年10月14日,捷克籍传教士严嘉乐从南昌寄给本国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在京城北京的南边是用围墙围起的广大的皇家猎场,猎场里有三座夏宫,一座在南、一座在东,另一座在西。皇帝常去那里打猎取乐……1722年12月初皇帝又外出打猎。12月13日晚8时许忽然刮起冰冷的北风,使皇帝感到严寒彻骨,体力不支,他被移送进夏宫。12月20日他的统治、他的打猎取乐以及他的生命都结束了,死前他没有召见一个欧洲人来为他做洗礼,送他进天国。他在临终之前宣布他的第四个皇子继承皇位……”([捷克]严嘉乐着、[中]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按,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康熙帝去世前患病原因的最早记载,时距康熙帝去世仅十个月。)

其五,满文档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允禵奉召自甘州赴京奔丧途中,在陕西双山堡,与奉命前来署理大将军印信的宗室延信相遇。允禵执手延信,痛哭失声,反复问询有关康熙帝去世前的情形。延信告称:“查仓事毕,我等于十一月初六日前往海子奏闻。是日,见到主子,主子面询仓务,我等良久方散。看得主子气稍虚弱,颜面亦瘦些。翌日,主子就回畅春园住了。我等八旗大臣相约后,初十日又去给主子请安。奉旨:‘尔等不要再来。’自此,我们没有再去。十四日方闻此事……”满文奏折,延信奏,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按,是年十月初九日,延信等奉命随同雍亲王胤禛查勘通州等处粮仓。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99,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辛酉、庚午;卷300,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丁亥。

其六,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国贤的回忆录中写道:“1722年初,我被指定担任皇帝的钟表匠安吉洛神甫的翻译和指导。我们全天都在京城内务府钟表处工作,这里距离我们在畅春园的住地,有两个多小时路程。所以,有关官员命令我们,在法国耶稣会士的居所下榻……

在这期间(按,应为1722年12月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正在历代乡间御苑——海子的陛下,突然感染炎症。由于气候不同,这种病在中国北方并不像在意大利南方那样流行……由于患病,皇帝返回被称为海淀的畅春园。一两天后,欧洲人来到这里,对皇帝的健康状况表示问候……

1722年12月20日,在我们居住的别墅中吃过晚餐,我正与安吉洛神甫聊天。突然,仿佛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嘈杂声音,低沉混乱,不同寻常。基于对国情民风的了解,我立即锁上房门,告诉同伴:出现这种情况,或是皇帝死了,否则便是京城发生了叛乱。为了摸清叛乱的原因,我登上住所墙头,只见一条通衢蜿蜒墙下。我惊讶地看到,无数骑兵在往四面八方狂奔,相互之间并不说活。观察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听到步行的人们说,康熙皇帝死了。我随后被告知,当御医们宣布无法救治时,他指定第四子雍正做为继承人。雍正立即实施统治,人们无不服从。这位新帝首先关心的事情之一,是给他死去的父亲穿衣。当夜,他骑马而行,兄弟、孩子及戚属们跟随着,在无数佩戴出鞘利剑的士兵护卫下,将其父亲的尸体运回紫禁城。”

综合上述汉文、满文、英文等六则材料,可以看出:

康熙六十一年冬,年已69岁、长期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康熙帝,在经过长达数月的巡视塞外、木兰秋狝后,未等体力恢复,又赴南苑行围,以致相当疲惫。十一月初六日,仍勉强支持,在南苑召见皇四子胤禛、宗室延信等奉命查勘通州等处粮仓的大臣,面听奏报。当晚,大风骤起,气温突降,未在室内的康熙帝随即受寒而病倒。其所患“炎症”,可能是指肺炎。因发病迅猛,第二天便于南苑返回畅春园。

由于临近冬至,康熙帝需要“静养斋戒”,加之身体欠安,故对王公大臣概不接见。根据马国贤的回忆所披露的情况看,传教士们虽赴畅春园问候,也未能见到康熙帝本人。此外,按照定例,“斋戒”期间,“宫眷不教轻涉足,大家今日住斋宫”,枝巢子撰注:《清宫词》,卷下,1941年手录稿本。所以,妃嫔们大约并未与他同在一处。

静养期间,他的病情一度好转。然而十一月十三日晚戌刻,正当人们用晚饭之际,康熙帝猝然去世。直接死因,可能是由肺炎引起心脑血管病突发。对于年迈者而言,这种并发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即使在医疗技术相当先进的今日,也屡见不鲜。因事出突然,人们较为慌乱,四处戒备,如大敌当前。

马国贤随即得知,当御医宣布病人不治时,康熙帝指定皇四子胤禛做为继承人。此说似与情理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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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身为天下主”的特殊病人处于深度昏迷中,气若游丝,随时可能故去,御医便无可能出此断言。退一步讲,即使康熙帝确已至此,只要一息尚存,御医不会声称皇帝已无救治之望,惟有在确认康熙帝故去后,宣布皇帝宾天之事。然而,如果康熙帝确已垂危,处于生死之瞬间,他又何能听到御医所说无可救治之言,其后再宣布传位一事?事实上,若是心脑血管病突发,患者往往神志不清,不能言语,危重者更有可能不及救治而亡。

马国贤所闻康熙帝去世之际情况,是雍正帝继位后仓促炮制的说法。紧急之中向朝野上下作此说明,难免存在漏洞,无法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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