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建文即位,官制改革为建文改制最主要内容

本着用人不疑,疑问不用的精神,建文帝在军国大事上完全放权黄子澄、齐泰,削藩虽然符合其想法,但对建文帝而言却不是最要紧的事务。建文朝的大部分时间,建文帝的精力放在改制以实现自己和父亲的政治理想上,对朱棣不够重视,所以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但建文改制则得到了天下人的支持和期待。

靖难之役实力对比

以往对于靖难之役中建文帝一方的败因,多归纳为文武矛盾与黄子澄、齐泰误国,实际上建文朝的派系斗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甚至说是主要因素也不为过。黄子澄、齐泰不仅在军国大事上谋国不臧,而且还把持朝权,败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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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位。当时无论在野还是在朝,士大夫们都切注视着这次皇位更迭。如前所述,方孝孺、张紞、陈迪、董伦等在蜀滇为官,相当于在野,他们对朱允炆的人格、习性熟知已久,欢迎建文即位;而黄子澄、齐泰、耿炳文、徐辉祖等朱元璋在晚年就颇为瞩意的在朝顾命大臣,也自忖可在新朝大展身手。至于真正的在野者,如解缙、刘璟,也对建文之立,翘首以盼,渴盼仕途命运之转机。

其实,建文朝内部的派系分野和斗争深刻地影响着建文朝政局,应当予以更多的重视。王绅《继志斋集》有《上吏部书》云:

然而位过于器而器愧于位者有之,至于职小于才而才浮于职者何限,亦有才品相丁而所任非其所长、所职非其所事者。

是知当时朝廷人事、行政,并非人尽其才,亦非一团和气。

实际上,建文内部的派系分野,绝不仅仅限于文武之争。如前所述,耿炳文、徐辉祖等亲信武臣的忠诚度绝不在于文臣之下。当然,文武之争仍然是建文朝明显的一对矛盾,无可讳言。不过,文臣内部的派系分野深刻影响着政局,同时曲折作用了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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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显示,黄子澄、齐泰是建文朝最具权力的重臣,二人把持军政大权,削藩、战事、选官都大权掌于其手。黄子澄较齐泰,权力更大。二人命运随靖难战事而摇摆,不过朱允炆对他们的信任却始终如一,贬官撤职也不过是私使募兵。

建文前期,二人可谓权势熏天。甚至到建文后期,他们的权力也只是稍有减弱,可用“柄国”形容齐黄的权力。

笔者要指出的是,二人仅主持军政和削藩,并未过多注重改制事宜,甚至朱允炆本人也对军政不甚关心,放权二人。这种分工格局,也影响着建文朝的内外政局。到建文中期之后,二人遭贬而权力下降,原先赞佐的方孝孺便开始参与军政。下面详加论述。

黄子澄、齐泰享有比其他所有建文朝臣都更优越的条件,成为建文朝最具权力的臣僚。

其一,齐黄二人均在洪武末期已被朱元璋所青睐。黄子澄为朱元璋选定的东宫官员,“东角门之对”又为他赢得了朱允炆的无上信任。齐泰更以“九年无过”、“素知边事”博得朱元璋的赏识,有史料甚至认为朱元璋顾命齐泰:

三十一年五月,太祖不豫,甲申日召齐泰受顾命辅皇太孙,明日崩于西宫。

这则材料的真实性并非百分之百,不过齐泰被朱元璋委以重任则是事实。

其二,二人都有强烈的削藩诉求,在军国重事上朱允炆赋予了他们极大的信任和权力。这两点,都是别人所不具备的。

尤其是洪武末期,方孝孺、张紞、董伦等人要么根本在野,要么就远在滇蜀。东宫旧臣比不上东宫新臣,儒学型士大夫在顾命军国重臣相较下,也显得分量较轻。齐黄二人,便获得了“柄国”地位。

朱允炆即位之年,黄子澄、齐泰便获得了柄国执政地位。黄子澄以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齐泰则改兵部尚书,同参国政:

九月,……以兵部尚书茹瑺为吏部尚书,工部侍郎练子宁为吏部左侍郎,蹇义为右侍郎。……以兵部左侍郎齐泰为兵部尚书,右侍郎刘儁为左侍郎。

黄子澄以东宫旧臣参政,齐泰则需要先转为尚书。朱允炆先将茹瑺去位,方为齐泰留出了尚书正官位置。

齐黄二人遂把持权位,操纵削藩、任将、选官:

时主少国疑,诸藩与中朝互相猜贰,泰与黄子澄力赞削夺征讨之谋,特见信任焉。

齐黄二人相较,朱允炆似乎更信任黄子澄。削藩策略上,齐泰主张擒贼先擒王,先削燕王,余则不攻自破。黄子澄则主循序渐进,先剪除周代等枝叶,再图燕王;制燕策略上,齐泰主张扣留燕王三子作人质以逼迫燕王就范,黄子澄则主张放归之以释燕王之疑。最终,朱允炆都听从了黄子澄决策。

靖难战起,齐黄二人主持军政大事,走出一系列昏招。召还忠于朝廷的辽王,令宁王还朝而滋其疑、最终为燕王挟持,都失却了朱元璋晚年以藩制藩的部署策略,也令靖难战事上处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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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朝用人最大的败笔——黄子澄

齐黄还把持任将大权。耿炳文出将,自属朝野公认。有史料显示,耿炳文战死后,廷议本欲以魏国公徐辉祖往代,却临时改为李景隆,这显然出于齐黄二人的决策。召还镇守辽东的杨文,也是一着臭棋,卒使北边牵制燕王的计划,几乎归于失败。

李景隆攻北平失败,又于郑村坝大败,直接导致齐黄二人去位。建文元年末齐黄二人被罢,不过仍留京师,仍能掌握朝政。建文三年初,东昌大捷后,齐黄还朝。不数月,夹河朝廷再败,齐黄二度去位,被“阴使募兵”。齐黄第二度去位后,才真正失去了权力,方孝孺遂得参军国大政。

我推测齐黄两度去位,其原因均非简单地邀好于燕,而亦牵涉到了朝中的政争。实际上,建文朝内部反对削藩、反对齐黄秉政之声,始终不绝。齐黄去位,泰半原因,可说是被攻去。

建文元年便有尹昌隆弹劾齐黄:

京师地震,求直言。贬监察御史尹昌隆知福宁县,寻复之。尹昌隆言奸臣专政,阴盛阳衰,谪见于天,执政恶之。

“执政”、“当事”、“权臣”、“用事者”,如此词语也屡屡形诸建文史籍:

驿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博士。上素闻其贤,将大用之,为当事所忌,授博士,寻迁侍讲。

谈迁的记载融会了他的分析判断,一针见血。“当事”只能是齐黄二人,且“当事”与方孝孺并非融洽。齐黄二人不仅把持朝政,也操纵用人大权。如前所述,茹瑺去位,便是为齐泰留出位置。茹瑺也确与黄子澄有隙,以致遭攻去位:

建文中,改吏部尚书,与太常卿黄子澄不协,刑部尚书暴昭党子澄,极力挤瑺,诬以赃罪,黜领河南布政使。岁中,子澄亦黜,召瑺还,复为兵部尚书。

是知黄子澄、齐泰亦有党附之人,党同伐异成为他们在人事上的作为。

解缙之贬谪河州,也属“权臣”所赐:

数岁,高皇帝上宾,公趋赴临,权臣忌公者谓赴临非诏旨,遂谪河州。岁余,权臣黜,召还,以为翰林待诏。

解缙遭贬谪和“权臣”遭罢黜相隔岁余,适与齐泰、黄子澄首度去位的时间合拍,真相大白:“权臣”为齐黄无疑。至于为何史籍多不直呼其名,我推测这与永乐而后政治忌讳有关,杨士奇如此着笔,必有深意。如同写方氏“叩头乞哀”、写耿炳文真定不死——借此抹黑方孝孺、湮灭建文史事。

齐泰和黄子澄把持了建文前两年乃至第三年的军政最高权力,这种执政态势,要到建文三年三月夹河兵败后,齐黄二度去位,方告终止。“柄国”,可称为齐黄二人在建文朝的角色。

方孝孺、张紞、陈迪作为六部和翰林院重臣,在建文朝主要发挥了“赞佐”作用,也即改制的主事者。齐黄二度去位后,方孝孺方始参与军国大政,直至建文朝结束。《罪惟录》的记载非常典型:

帝自坐便殿,召学士辈讨论周官法度。

方孝孺于建文朝的地位和作用,实没有高估的必要。吴缉华、阪仓笃秀和大多数通论着作都认齐黄方三人为辅政大臣,实则不然。若论其参与赞佐、改制,则大致不差。

建文三年初齐黄二度去位前,方孝孺几乎不参与削藩、平乱的军国大事决策,史载“诏檄多出其手”或许为真,但诏檄无存,亦无法证其为非。

建文前两年方孝孺的主要职务,仍是传统的翰林院本职工作:

一、掌翰林文字之职。与朱允炆讲论经史,撰写《郊祀颂》、《省躬殿铭》、《代董学士谢表》等应诏文章;

二、组织编撰图书。《明太祖实录》修纂,方孝孺为总裁之一。此外,方氏还应诏编过《类要》等书。周是修《送周判官诗文序》透露:

圣天子即位改元之初,政令一新,厉精文治。……厥明年,复勅儒臣,取古今君道、臣道、人事之载于典籍者,隐括类聚,分嘉言、善行、惩戒,以为各类之纲。……举中外士流以博洽闻者会于翰林,开馆武英殿之南廊,以从事而草创之。命文翰博士天台方孝孺总裁之,命侍读绍兴唐愚士、金华娄链、修撰吉郡胡靖三人者副之。……建文庚辰十月十二日也。

可知直至建文二年末,方孝孺的主要工作仍属于传统的翰林文字之职。

三、主持应天府乡试。方氏《逊志斋集》有《应天府乡试小录序》,记载建文元年,他典应天府乡试之事。

除却传统翰林院工作,方氏的职务才是进行制度设计,主持改制工作。从朱允炆即位到建文二年,朝廷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广泛推行了诸项改革,有关这一时期改制的时序系年,后文还要详述。朱允炆坐便殿,军国重事俱付齐黄,方孝孺便以翰林官辅政的名义,配合朱允炆,便殿君臣共谋,完成了制度改革。

建文三年以后,方孝孺始参与执掌军政。方氏在军政上的主要表现有:

谋划使薛嵓假说燕兵,使辽东真定夹击北平;参与谋划离间燕王父子,使锦衣卫张安赍书往说燕世子,并险些成功;燕兵迫江时献策割地,使庆成郡主往说燕王,无功而返;南京危殆时请固守京城,并请若有不测,飞舸走蜀。

方氏画策,显然胜过齐黄一筹。割地若非缓兵之计,则略显迂拙。另外几计俱亦应时而发,虽未成功,亦非谋之不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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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颇有谋略,可惜未及时任用

建文末期两大军政失策:召还徐辉祖、使李景隆、谷王守城,没有史料证明是方氏所为。不过,有史料显示,方孝孺和李景隆交好:

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

方孝孺辈以愚士荐,上亦雅知其名,且谓曹国公之客贤,趣召至。

李文忠、李景隆父子均雅好文学,延揽文士。茅大方《希董先生集》有《次韵奉答李曹公》:

元勋名誉动三台,德泽含濡被草莱。论道每陈经世略,匡时还用济川才。

李文忠还因此遭到朱元璋的猜忌和警告,谓其“非智非谦”。方氏与其交好,事顺理合。《逊志斋集》亦有内证:

曹国李公,年盛而志博,质壮而气和,为天子近戚重臣,而笃学下贤,嗜好与韦布之士类。名私第燕处之所曰春风和气堂,因友人林君公辅,属笔于某。某念童稚时,尝以文见先武靖王于济上,王喜而礼貌之,从容笑语,以国士见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声誉志业有光于前人。

李景隆兵败而一再获任,朝廷对其丧败之罪不予追究。我推测,可能与方氏回护有关。史料不足,只能存疑。

方孝孺在建文后期俨然已是辅政大臣,建文朝庚辰进士黄钺留下一本《黄给谏遗稿》,书中记载:

辛巳,以父丧归。其所厚翰林侍读方孝孺吊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苏常镇京师之左辅,应北方之右臂也。君吴人,朝廷之近臣。今虽去,当有以教我。”钺曰:“三郡惟镇江为最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篱也。童俊狡狯,不宜独任。吾近见上前,视远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测也。苏州府知府姚善忠义激烈,有国士风,必能独当一面。……”孝孺因钺附书,于善以忠孝相勉。

可知方孝孺此时已介入军政事务,臣下亦以此为言。“翰林侍读”当是仍袭旧称之误。方氏既知童俊之狡狯,却不能及时撤换,亦属谋国有失了。

张紞、陈迪作为吏部、礼部尚书,被赋予了主持改制之责。张紞、陈迪任官云南时便勇于开创,善于制作。张紞专云南,治行为天下第一,凡云南程式、贡赋、法令俱出其手。陈迪布衣出身,允文允武。“时更修制度,沿革损益,迪议为多。”

主持改制,赞佐朝政,遂成为方孝孺、张紞、陈迪在建文朝的主要作用。其余各部尚书如户部王钝、刑部侯泰、工部郑赐,亦都能忠于职守,无愧六卿之任。

当建文朝覆亡之时,六卿殉难比例高达2/3,如若把两任兵部尚书齐泰、铁铉都算上,那么更达到5/7。六部等中央高级官署,于建文朝发挥了重要辅政功能,也与建文朝一同身殉。

练子宁、周是修等人,于建文朝表现耀眼,但不得大用。笔者将他们归结为“供职”。意即,他们作为低级官员,不能参与重大决策。

在建文朝壬午殉难的长长名单里,他们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练子宁、周是修。不过,作为整体来看,中低级官员,大部都马前迎降,其中解缙、胡广、杨士奇、杨荣等人都成为永乐以后几朝重臣。

尽于本职、反对齐黄,成为练子宁、周是修等人在建文朝的两大主要行迹。齐黄谋国不臧,削藩、战事亦不甚顺利。二人又独揽大权、压制言路,用人亦独断专行——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便造成极大的反弹。

建文末期,朝廷爆发了一场政争:

太宗文皇帝靖内难之师已渡淮,在廷公卿仓惶失措,坦行甫与衡府纪善周是修上书论大计,指斥用事者误国。书下廷臣,及两人议,用事者怒,盛气以诟两人,两人屹不为动。左副都御史练安言:“国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顾所论吾过,有即改,无则加勉。”诟者愧而止。

本传的传主是靖江王府直史萧用道。他本人并未殉难。这段政争,也多见于练子宁、周是修传记,以及其他建文史籍中,内容均大致等同。至今读来,其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之气,仍真实可感。

从此处亦可窥见建文朝中绝非一团和气,亦非简单的文武之争。即在文臣之中,也是“问题成堆”。派系、层次之分野和竞合,绝非泛泛。前述齐黄之去位,差可视为朱棣兵威和朝中政争双重作用之结果。

练子宁、周是修和萧用道发起的这一场政争,矛头指向的“用事者”为谁,值得揣摩。如前所述,此时方孝孺似乎是“用事者”。不过,方孝孺素与周是修交好,“误国”者又非方氏。笔者推测仍是齐黄。齐黄虽然去位募兵,恐怕仍不时往还朝廷。史料不足,留以存疑。

“用事者”虽然不能完全被证明是方孝孺还是齐黄,但这场政争表明建文朝内部的倾轧和斗争,则是无可怀疑的。它足以解释,为何建文朝覆亡之时,中低级官员大面积投向朱棣,并未殉难。

推其缘由,解缙、杨士奇、杨荣、胡广等中低级文官,饱受齐黄柄国之压抑,于建文朝缺乏归属感,满腔抱负难以施展。在建文朝时期,他们能做的只是“供职”而已,建言献策甚至都遭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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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中有两位被齐、黄压制

建文朝覆亡之时,解缙、胡广、周是修、杨士奇相约殉国,最终只有周是修践诺。这件事在杨士奇、胡广、解缙的人生中均留下重要痕迹,广为人知。它表明:中低级文官中,除了少数以忠义自勉者外,均不甚留恋建文朝。他们投向燕王,谋求新朝能有一番作为,这番心曲,已不待言了。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建文朝人事的论述。建文朝的人事,相比于靖难战事,更深刻直接地影响到了建文改制。不过,建文朝的人事,又确与靖难战事密不可分。因此,若谓建文改制因人事变动,而间接为靖难战事所影响,是可以成立的。

建文帝即位初年,主要精力放在改制而非与朱棣的战争上,这是他自幼以来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父亲朱标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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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改革为建文改制最主要内容,自不待言;由于建文史料《皇明典礼》的发现,使建文礼制竟而获得了最原始材料,因而也有了予以特别关注的必要;改变洪武肃杀的政治气氛,使治国之道由猛趋宽,本属建文改制的宗旨,因而法律之改,理所当然位列其中;经济、社会政策,作为“制度史本位”的“外缘”,将在最后讨论。

建文官制改革是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显系一套对政治制度的通盘设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带有浓重的方孝孺个人政治学说的痕迹,也饱含了朱允炆本人对治国之道的考量。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上看,建文官制都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是一系列有系统的措施。

前文提到,军国大事全在黄子澄、齐泰掌握之中,他们二人在建文初年以柄国大臣的面目出现。方孝孺既不得跻身宰辅执政之职,那么把精力集中于官制的设计、改革,可算得其所哉。

方孝孺军国干略胜于齐黄,可惜未能发挥

方孝孺与齐黄固有权力之争,但未能胜过齐黄而执掌大权,恰巧给了他们以不同的分工,可谓是:外事问齐黄,内事问正学。同时,朱允炆对削藩讨燕实际也并不甚热心,建文初年他的主要精力实则是与方孝孺讨论周官法度,倾心于治国经邦之道。

如此,齐黄得掌军国大政,方孝孺、张紞、陈迪与朱允炆本人主抓内政,构成了建文前两年的主要政治格局。方孝孺、朱允炆不知兵事,恰能得其所长于内政;朱允炆放权齐黄,齐黄却目不知兵,却误国丧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即位之年,便已对制度予以更定。裁五军都督府断事官、大理寺复设均在本年九月完成:

九月二十日,革五军都督府断事官。是日复设大理寺。

不过,这两项改革,并不是建文改制的主要内容。建文元年二月,寿州训导刘亨上书,拉开了建文改制的序幕:

更定官制。先是,寿州训导刘亨应求直言。上言:文武并用,久长之术。六卿秩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已,与孝孺等议,乃大加更定。

案刘亨本一级别甚低之地方教官,他突然应诏进言,朱允炆也迅速接受,所言又颇合朱允炆心意,后又多照此施行。可知刘亨之上言,决不同于一般的应诏言事。高层政治行动,端赖低级官员襄赞,此为中国政治传统之一。即在明代,张璁桂萼之议礼,邹应龙之劾严嵩,均为显例。

笔者推测,朱允炆、方孝孺暗中指使刘亨上言,藉以坐收顺水推舟推进改制。刘亨所言注重文武之别,并不言及制度合理化之要求,以及改制背后之政治理想。这表明:朱允炆、方孝孺一开始便意欲得到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以推进这场改革。不过,上书中流露的右文贬武倾向,足令武臣寒心,不啻减弱了统治的拥戴力量,给建文政局埋下隐忧。

刘亨二月上书,建文改制即已正式登场。建文元年的二、三、四月,可谓是朝廷改制的第一个高潮:改户部、刑部为四司;六部品秩升至正一品;布政使升至正二品;堂上官进秩一级;调整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通政司等中央官。

建文元年的这些改制,几乎是与削藩同步进行的,齐、湘、岷三王便削于建文元年的上半年。七月朱棣起兵造反,朝廷改制便已成为他攻击的口实。

建文朝廷边打边改制,主要精力在改制

建文二年构成建文改制的又一个高潮。年初朝廷颁布《皇明典礼》,于皇室礼文详加勘定,东宫、王府官制均亦改定。无疑的,这是朝廷鉴于朱棣造反,而不得不于皇室家族之间的程式、规范重加参订,以适应新形势,并以此谋求皇室内部之敦睦。

《皇明典礼》自称宗法《皇明祖训》而来,礼文之中也确实并无与《皇明祖训》抵牾之处。《皇明典礼》在不抵牾《皇明祖训》之原则下,作出了官制、礼仪等之新规定。“皇太孙见诸王”等礼仪的制定,显然是因时而定。因了原始资料《皇明典礼》的颁布和幸而存世,我们可以窥知旧史于改制记载的时间、事实错误。

本年靖难战事,朝廷却屡战屡败。北平、白沟、沧州连败,直至年中济南得完,年底东昌大捷,方一解困局。

然而就是在这一年,朝廷从二月到八月,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都察院改御史府;国子监、行人司、大理寺、詹事府等中央官署均有更张;翰林院大动手术;苏松人仍官户部,宫门、殿门改易。这一连串改革堪称是元年改革的补充和继续。这两年的改革,已经穷尽了建文改制的绝大部分内容。

建文三年,朝廷于年初取得东昌大捷,旋又夹河败北,齐黄二人二度去位。这一年的军事形势时好时坏,但燕兵也旋得旋失,战事格局胶着。本年改制却大有停歇之势,铨选法的改定、僧道限田的新政策出炉,是最主要的改制行动。

建文四年,燕兵南下,军事形势渐坏。本年度朝廷对燕兵的南下左支右绌,但孤军深入的燕兵也屡遭重挫,看不到胜利的绝对把握。本年度,朝廷仍然完成了京卫武学的创制、散阶制度的改革。

综观建文改制的历程,细审改制的时间节点,可知:

一、建文改制之发端,本与靖难战事关系甚浅。

朱允炆甫即位,方孝孺未入京,时人即以君臣遇合目之,并期朱允炆为尧舜。方孝孺等人在建文初年的文章、议论,也绝少以削藩为言。

削藩是齐黄二人孜孜必为之事,于方孝孺等人甚至朱允炆本人而言,实属不急之务。朱允炆“闻耿炳文兵败,始有忧色”,便是极坚强的内证。细察方孝孺的文集,绝少有相关削藩之事。这固然由于后来刊刻时多有抽毁有关,不过方孝孺的主要关怀的确不是削藩。

同时期,解缙虽远在西陲,却仍以“厉长之变”为忧,方氏却甚少留意。他的第一念想绝不是削藩,而是改制,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历史事实。

建文元年、二年,齐黄权势熏天,却于改制不感兴趣、甚少留意,方孝孺遂得与朱允炆专注于改制,这两年也是建文改制的主要时期。

黄子澄、齐泰对削藩的兴趣高于建文帝

二、建文改制在建文后期逐渐沉寂,这与靖难战事已经密切相关。

靖难兵兴,朱棣的借口仍主要落在削藩,所谓“诸王实无罪”是也。以改制为言,只是他的第二借口。实际上朱棣切齿痛恨、杀之后快的始终只是齐黄二人(这从夺位成功后,朱棣还意图笼络方孝孺,中低级文臣更是留用颇多,可以印证)。

建文二年、三年,齐黄两度去位,方孝孺遂逐渐得与军政大事。建文中期后,改制步伐有所放缓,笔者推测这与方孝孺分心政事有关。献策离间燕王父子、割地、城守,齐黄去位募兵的建文后期,方孝孺实已取代了齐黄的位置。军政、内政“双肩挑”,原先全情投入的改制运动,自然有所放缓。

三、建文改制在逻辑和事实上,毕竟与靖难战事关联不大。即使有联系,也属间接联系。

朱棣猛烈攻击的两大借口:削藩、改制,只是一实一虚。削藩为实,改制为虚。不过,朱棣随着靖难战事逐渐推进,却使实者愈虚,虚者愈实。夺位成功后,朱棣便很少再提削藩,而集中讨伐“改制”和“变乱祖法”了。有关朱棣此番策略,后文还将详细论述。

朝廷方面,前文已述,改制运动实是朱允炆、方孝孺谋筹已久的,是对国家社会的一套通盘设计和整体规划,并以朱允炆君臣心中的强烈政治理想为动力。《周礼》等儒家经典浸润其中,构成朱允炆君臣一整套的思维结构和行动模式。

笔者推测,相较于朱允炆君臣宏大的政治理想,削藩甚至未必称得上是第二要务。建文元年方孝孺甚至还欲复井田,只是准备未周、形格势禁而止,这便根本不是削藩能够比拟的了。建文元年、二年,战事方殷,朝廷也未曾放缓改制的步伐。

靖难战事与建文改制的间接联系在于,因战事而引起的人事、政局变动,确对建文改制有所影响。不过,这仅仅是间接联系。建文朝亡于军事而非政治。可以确知的是,只要南京不失,建文朝廷继续存在下去,改制还会继续进行,而与削藩成败关系不大。

建文帝的政治热情全在改制

四、建文改制得到了朝野的支持,推行尚称平稳。

削藩为建文年间最重大之军国重事,朝野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并不统一。削藩,乃齐黄二人力主推行,并不能得到一致支持。董伦、韩郁、尹昌隆均提出过异议。靖难战事进行中,亦不乏提请朝廷注重亲亲敦睦之人。朱棣夺位成功后,不止一次奖赏了当初进言者:

庚辰,以罗义为户科给事中。义本清远卫戍卒。建文中,诣阙上书,乞息兵讲和,忤旨下狱。

升前湖广布政司左参政杨砥为鸿胪寺卿,以其在建文中尝上书请敦亲,以罢兵息民也。

杨砥只是级别甚低之地方官,罗义甚至只是一个区区戍卒。低微如他们,却都敢于上书持异议。当然,他们之进言,不能排除受到朝中高官授意之可能,不过,这只会更有利于本文的论点:削藩在建文朝内部遭遇很大阻力。

与削藩相比,改制的推行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并未遭遇太大阻碍和反对。笔者遍检建文史籍,建文年间经常有上书反对削藩者,却绝无反对改制者。朱棣之外,则更无人提出以祖训反对改制者。

可以确知的是,建文改制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赞许和拥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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