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书话,最后总是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纯粹激情的俘虏

撰写书话,最后总是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纯粹激情的俘虏。凯普提薇蒂·韦特从来都不赞成我对童话作品的喜爱。但只要提及《鲁宾逊飘流记》,她就能分享我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笛福的冒险故事中,恰好有足够的庄重和足够的虔诚,能唤起凯普提薇蒂·韦特宗教气质中的某种同情。一旦涉猎的小说中包含女巫、妖怪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凯普提薇蒂就有些吃不消了,这个小清教徒会心生厌恶。
但我有书面证据,能证明凯普提薇蒂的祖先在殖民地全盛时期,被认为是迷信的卑贱奴仆。塞勒姆的韦特们曾经以女巫的迫害者而闻名。西奈·希金波森是科顿·马瑟,新英格兰清教徒、神学家,他创办了耶鲁大学,并努力推广疫苗接种以预防天花。同时,他还是一位作家,着有《为善散文集》等书。】的好友,骑马绕绞架而行,和他在一起的是热心于此种难忘场合的神学家:当时,有五个年轻的女人被绞死,因为丹弗斯指控她们用那该死的魔法艺术折磨年幼的孩子们。人类的思想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总是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在五代人的范围内,我们发现清教徒最初是一位鬼神学和魔法的坚定信徒,而后又成了一个嘲笑者,他嘲笑任何事情,包括幻想游戏。
我一度对凯普提薇蒂·韦特很苛刻,但现在对她已不再怀有恶意。正相反,在这遥远的时刻,当我们的同情已经完全一致,当我们的生命之旅已经在友情中走过了青春的小径,这种友情因纯真、忠诚以及童年时代的诚实而变得神圣,我回忆从前,内心充满温柔。真的,我能肯定,早年的友情留给我生命的印痕持久绵长。我曾经许多许多次记起了凯普提薇蒂·韦特,我常常想知道,如果没有塞法斯叔叔送给我的那本童话书,又有什么能让我记起她呢。
她是个很漂亮的孩子,在她逐渐成熟的时候,她的美丽,她的温柔,却丝毫没有损失。当我从大学回来的时候,这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也完成了学业,并相信获得良好的教育是必要的。她在南霍利奥克修完了四年课程,并从特洛伊的威拉德夫人的神学院毕了业。“现在,”她的父亲说,语气里饱含新英格兰式的、尊重年轻女士的特别温情,“你应该回归到家庭的安静中来,在你母亲的指导下学习承担那些更重要的责任。这些责任成就你的性别角色,实现人类生活的神圣使命。”
三四年前,一个模样清秀的年轻人走到我的跟前,带着一封他母亲所写的介绍信。天哪,他就是凯普提薇蒂·韦特的儿子!如今凯普提薇蒂是位寡妇,仍然生活在原先的那个州,离她出生的地方二十英里。她的丈夫帕克上校死的时候留给她一大笔财产,而她因为乐善好施在当地远近闻名。她创办了一座乡村图书馆,有几次她给我写信,商议打算要购买的图书。
我并不介意告诉你,在不久前写给她的一封信里,我满怀着恶意的快乐,这样向她暗示过去的时光:“我尊贵的朋友,”我写道,“我浏览了您的乡村图书馆所藏新近出版的图书目录,在那些反复出现在现代学校的小说作品中,我发现有十一册《特里比》和六册《天国孪生子》【《特里比》是英国作家乔治·杜穆里埃的小说。《天国孪生子》是英国女作家莎拉·葛兰的作品。】。我还注意到有几部作品不在其中,它们对我早年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斗胆给您寄上几册,衷心希望您能仁慈地接受它们,让它们出现在您的图书馆里,这样,我将不胜欣幸之至。它们是《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和格林的《家庭故事集》。”
二十三岁那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并且正在阅读维庸,被认为是最富独创性的法国诗人。他的讽刺诗主要收集在《小遗言集》和《大遗言集》中。】的诗歌、卢梭的《忏悔录》和博斯韦尔,英国着名传记作家,他的《约翰逊传》被认为是传记文学的典范。】的《约翰逊的一生》,我确信自己已经理解了人类的全部智慧,懂得了所有值得去弄懂的一切。如今——如今我七十二岁了——我要是能够懂得我二十三岁时自认为已经懂得的那些,我敢肯定,那将是知识和智慧的一个奇迹。
我着手准备成为一名哲学家。祖母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了,这让我拥有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财,而那些把我和祖母的希望联结起来的每一根纽带和感情债务,也被死亡切断了。当我确信自己懂得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想法,要去开开眼界,因为我毫无旅行经验,而且认识的人也很少。
根据塞法斯叔叔的建议,我去了欧洲旅行,投入了两年时间,来开阔自己的视野,也使自己能熟悉国外的人民和习俗。这次旅行有九个月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当时那是一座混乱而芜杂的城市,此外,完全和现在一样邪恶。我在拉丁区租了一套单元住宅,并且,出于一种慷慨的天性,我拿出了自己的一大笔收入,资助了几个艺术家和学生,可他们的才能和时间差不多全都用来寻欢作乐了。
就这样,为了支持这群寄生虫而奉献了一笔有形财产之后,我偶然遇见了那个后来成为我的密友的人。梅休因法官是一位巴黎观光客,我们成了愉快的伙伴。正是他把我从那群寄生虫中营救了出来,重新点燃我野心勃勃的激情,这种激情差不多因为维庸和卢梭的恶劣影响而熄灭了。梅休因法官长我一岁,他那位有钱的老爸给他提供财政支援,以满足他那些有益心智而又高尚优雅的爱好。我们俩一起去了伦敦,正是在伦敦逗留期间,我开始了作为一个藏书家的事业生涯。平心而论,对于我的恩人亦即我亲爱的朋友梅休因所给予的启发,我永远心存感激,这一启发使我走上了一条充满甜蜜惊奇和丰厚酬赏的道路。
有很多种藏书家,但我认为总的可以归为三类,即:为了虚荣而收藏,为了获取知识而收藏,以及纯粹出于对于书的尊敬和爱而收藏。下述情况亦并不少见:某人藏书,一开始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虚荣心,但不久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工作,成了更纯粹意义上的藏书家。
这就像一个乐于征服女人芳心的人,最后总是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纯粹激情的俘虏,而本来,他不过是想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我倾向于认为,在图书收藏的每一阶段,都会或多或少掺入虚荣的因素。我甚至认为,虚荣是健全性格的诸多要素之一——我指的不是那种巨大的虚荣,而是谨慎克制的虚荣。如果没有虚荣,世界就没有竞争;而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听到人们嘲笑此人或彼人,因为他只知拼命淘书,却不问书的内容为何。但在我这方面,我要说:此人所为,无可厚非;他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正确地出发了。可能的结果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他将最终变成书的情人和买主。真的,我不关心起点是什么,只要它是个起点。殊途同归,此之谓也。比如登山,有人善走捷径,有人迫从险途,山石嶙峋,其路漫漫,鞋底洞穿,脚掌磨破。
这种狂热的激情,如此微妙又如此富有感染力,一个人在完全拥有它之前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一天晚上他结识了梅休因法官和我,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他就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书痴。但这种激情并不总是以展示和暴烈为标志;有时候,它就像麻疹,缓慢而倔强地“长出来”,遇到这种情形,就应该借助敷药的手段,将病症从致命的部位转移走,否则更严重的后果就会发生。
这是真的,我一位很有学问的朋友奥雷尔医生就曾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他告诉我,压制淘书的狂热将带来致命的后果。那本很优秀的出版物《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告过很多这样的病例。顺便说一句,这本杂志是前外科主任汉密尔顿编辑的,他是服饰文献方面的着名收藏家。
长话短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压制淘书的狂热直接会带来疾病,对此,医学也莫可奈何。俄亥俄有位医生,名叫伍德伯里,写过大量的文章来捍卫“书痴能够治愈”这一理论。但他的绝大多数同行都认为:真正的书痴病势必要经过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并且,他们坚持认为,那些引证由伍德伯里治愈的病例全是假的,要么是些冒牌货,要么就是病情不对,不过是水痘和风症,而不是麻疹。
我的书痴病的首次发作是为了几本古书。书本身是什么无关紧要,只要它的扉页或版权页上印着一个古代的日期,我就铁了心要得到它。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淘得了一大堆旧书,有许多都编了号,几乎所有的书都惨遭虫蛀,一幅可怜兮兮的样子。
有一天,我走进一个叫斯蒂布斯的人所开的小店,问他能不能弄到几本十六世纪的印刷品。
“有,”斯蒂布斯先生说,“我有满满一地窖这玩意儿,一般我是论吨或者是论捆卖的。”
也就是这一天,我把自己收藏的那些老古董遣散了,只留下普林,英国政治家、作家,1633年,因其攻击剧院的文章《演员的悲剧》而被捕入狱,并被割掉耳朵。】的《演员的悲剧》和《贺拉斯全集》。然后,我就对英国民谣开始感起兴趣来——一个高尚的主题,对之我一直保持着尊敬和爱。保存良好、注释丰富的那些卷册被存放在我前室中编号为3、6、9的书柜里,时刻准备着您在任何时候访问我安静、舒适的家时,展示给您看。

一本震动美国的书话
这本书是美国着名书话大家巴斯贝恩写的,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后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好书,被列入纽约图书馆的必读书目,2010年,被《华尔街日报》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话之一。迄今此书的英文原版已印刷20次,发行量逾12万册。
为写这本书,巴斯贝恩做了很多功课,英文版足足写了646页。
之所以称《文雅的疯狂》,源自第十二章精神病学专家诺曼医生与作者的对话。诺曼医生认为溺于聚书多少是近于痴狂,但他本身就是一个爱书人,藏有不少珍版古书。
本书主要分两大部分:其一是回溯历史,搜罗自西方印刷术出现后,与书相关的趣闻轶事;其二是他的采访所得,上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藏书风潮极盛,比尔·盖茨就是藏书大家,巴斯贝恩采访了这些藏书名人,讲述他们的趣闻轶事,这部分写得很有深度,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巴斯贝恩本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获得硕士学位后,投笔从戎,当了海军军官,在一艘航空母舰上服役,后来他又进入报社当记者和编辑,撰写书话。
因为爱好接下了苦差事
这本书我翻译了10年,但是断断续续在翻译,而非将全部精力放在上面,因为确实做不到。延误了出版,有其他原因,也有想把译文做得尽量好的原因,但现在推出,时间也还比较好。
在今天的出版界,做社科、文学、文艺类的翻译,是一个苦差事,我个人只好去接别的翻译活,用来贴补这本书的翻译,用文雅的说法,叫做为稻粱谋。我翻译这本书,源于一个友情的邀请,另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藏书,对这些东西有兴趣,所以接了这个任务,在翻译时,巴斯贝恩正好在美国,我可以跟他通邮件,有一些翻译的疑难也可以向他请教。
后来我接下来了,陆陆续续做了这么多年,看到许多热心读者在网络上予以关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偿,感觉辛劳没有白费,有人喜欢这样的书,对他的生活、读书乐趣,多少会有点帮助。
译书有一个好处,余光中老先生说过,如果你选的是一本好书,它会让你和不同时代的圣贤大哲对话,这是译者的特权。这是乐,但也有苦,翻译和创造不一样,有时会受状态影响,有时你刚想到一个好句子,可能一个电话就让你忘记了。所以翻译是苦中寻乐。
中国缺乏长篇书话
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因为《文雅的疯狂》这样的长篇书话,在目前中国还比较少,中国古代有很多藏书题跋,比如清代的黄丕烈就很出名,他会提到版本源流,指出版本价值如何,此外黄丕烈还会在他的藏书题跋中写出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也有很多小故事,但在篇幅上、深度上跟西方藏书家有区别。
西方藏书家不大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写字,当然,黄丕烈也不是直接在原版书上写字,而是后面附几张纸,在原书上写等于糟蹋了,他写的字也比较少,最多1000字。当代有一个黄裳老先生,他是上海非常出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题跋记也写得非常好,他的文言文漂亮,其中也会写一些他如何买到这本书,或是读书心得。
巴斯贝恩的幸运是,在采访藏书家时,有的人还让他亲自翻阅收藏的珍品书,有些珍品书价值几百万美元,让他随便翻。如果有机会让你翻一本宋版的书,你是不是也会感到荣幸?
我们中国的历史比美国要长多了,但很可惜我们现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本像《文雅的疯狂》这样规模或者这样写法的书,希望将来能看到。
中外藏书家大不同
中国的藏书故事,无一例外都是写自己的藏品,而西方藏书家都是富翁,家财万贯,藏书是爱好,所以他们不会在自己的藏品上写题跋,也不会写文章说我是怎么来收藏的。因为他收藏一个东西,至少是一个文化事件,大一点来说,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东西,根本不用他们写这个东西,自然有人替他记述。没有巴斯贝恩,也会有其他人帮他写。
西方人藏书的办法跟中国的不太一样,做个未必恰当的类比,韦力先生的藏书也许跟他们有一点接近,他是整批的去拿。
中国藏书家拿到一本书,就算不入法眼,也会盖上自己的收藏印,这是咱们的惯例。而西方藏书家一般会干什么呢?两件事,或者贴一个藏书票,或者做一个编目。他们就看重文献的价值。在编目方面,中国倒是和国外基本相通,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书目,特别是晚清民国时,琉璃厂的老板也会做一个书目,有翻书偶记。
中外书痴都疯狂 当然,中外藏书家也有很近似的一面,即对好书的痴狂。
比如本书中的布隆伯格,他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里,安享家族继承款,每月可以拿到7000美元,可他比较古怪,不喜欢结交朋友,也没有什么特别爱好,就喜欢看书、买书。到后来竟然像电影中的大盗一样,躲进中央空调管道,去偷图书馆的书,后来被同伙给供了出来,法庭处罚了他,并命令他今后离任何图书馆至少200米。
此外还有一个书林怪客卜斋友,专业从事西方古籍的搜集和出版,他从拍卖场上花几百万元买书,但都是借别人的钱,他认识一个富家子弟麦克,在他的影响下,麦克也变成了收藏信徒。后来麦克的父亲打官司,法庭判决钱和藏书都归麦克,卜斋友最后人财两空。
中国的藏书史比美国长多了,咱们明朝的历史都比美国长,所以有很多有趣的藏书故事,比如明代藏书家朱大韶,为得到一本宋版书,就把自己家里一个婢女去换书,这个婢女年轻、漂亮,还会写诗,换走后,朱大韶天天想她的好处,非常后悔,不久抑郁而终。
书痴们的贡献 其实书痴们也是有贡献的。
比如卜斋友,其实是一个非常懂书的人,他的性格傲慢,也很有趣,在美国藏书界中,有些人对他看不惯,但他买书的鉴赏力好。他买了很多好书,后来他的官司输了,他的藏书被拍卖了1000多万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说明卜斋友确实有眼光,而他的藏书书目成了一个重要文献,被藏家们追捧。
卜斋友不仅爱书,还成立过一个传统研究院,资助过美国很多摄影名家,输了官司后,他基本沉寂了,谷歌上都搜不到他目前的信息,真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
布隆伯格在传播文化上也有一定功绩,据他自己的说法,那些图书馆收藏的古书长期沉寂,没人看,甚至没人知道有这本书,他被抓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珍贵的书,等于做了一个大广告。
聚书艰难散书易 藏书不易,如何给藏书安排好“后事”,则更困难。
在本书第一章,提到了3个法国藏书家,都是着名学者或作家,聚书几十年,他们是怎么处理身后的藏书呢?一个是捐赠,一个是送到拍卖场拍卖,第三个就有点可惜了,生前没有特别周密的计划,结果流到市场上,或被子孙随便处理了,实在可惜。
我藏书不多,胡洪侠先生藏了三四万册,常有人问他:这么多书你都看了吗?就是花了那么多钱,划算不划算?胡老师说,对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就当没听到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买书并不一定把所有的书看完,英国哲学家培根说,有些书要精读的,比如《论语》这些,每个字,甚至可以背诵它,但有些书纯粹是消遣,就是你无聊时翻一下,此外还有参考类书。买了这么多书没怎么看,我觉得不需要有什么负罪感。我的回答是:我至少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它,有一天我也许会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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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孔夫子旧书网
美国记者巴斯贝恩关于藏书的名作《文雅的疯狂》新近翻译为中文出版。权威的《善本、写本的图书馆学》杂志1998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曾把它同曼古埃尔《阅读史》一起列为图书馆员必备书。
古典时期
《文雅的疯狂》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回顾历史上的着名藏书和书痴事迹,第二部分是用新闻纪实的体裁写的当代着名藏书家和书痴的访谈,作者写得丰满生动,颇可看出现在美国藏书家的品位和收藏方式,也是此书最有价值的部分。而第一部分藏书历史回顾的材料和脉络则相对单薄些。
蒙森在《罗马史》里谈到,公元前一世纪以后的罗马,卖书成为体面职业,书店成为文人的聚会之所。读书成为时尚,甚至成为狂热。宴会时要朗读,出行要带书读。常见高级军官在军营里拿着希腊色情小说,政治家在元老院拿着哲学书。因为畅销,西庇阿的书页越少,价钱越贵。对于古罗马贵族豪奢的藏书之举,尽管西塞罗、琉善等人对此嘲讽,而据学者约翰逊(W
illiam A
.Johnson)的最新研究,认为当时绅士学者就要借书与人,知识共享,文人雅士要通过学问作为晋升之阶,以侧身于罗马上流社会。而公元二世纪最着名的爱书人莫过于葛琉斯,他留下一部温馨的博学之作《阿提卡之夜》,冬夜漫漫,谈文论史,以销永夜。其中有当时古旧书业栩栩如生的画面。书店里销售维吉尔、恩尼乌斯、加图、西塞罗等罗马作家的写本,图书馆里可供猎书客阅览亚里士多德等人着作。最令人难忘的就是该书2.21一节里,他们几个希腊人和罗马人渡海到皮拉乌斯,夏夜海波平静,夜空明洁,他们在船尾望着闪亮星星,谈论星座和词源。这是一群热爱阅读和学问的高贵的人。有个研究学者特意提到在伦敦大学瓦尔堡图书馆,葛琉斯这书是放在百科类的。
对于亚历山大图书馆最后毁灭的结局,巴斯贝恩引用了修正过的说法,认为是公元640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占领亚历山大城后,在哈里发奥马尔命令下焚毁了当时本笃会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藏书,还用羊皮纸的书籍来烧水取暖。而据伯纳德·刘易斯考证,这个亚历山大图书馆被奥斯曼土耳其皇帝焚毁的神话,都是传说而已,实际上图书馆因为内战,在埃及被奥斯曼征服前已经消失了几个世纪,而且羊皮纸是烧不着的,更别说拿来取暖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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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bbadi等编,Brill出版社2008年版,pp.213-217)。 文艺复兴初期
经历了蛮族入侵、西罗马灭亡,以及中世纪基督教会的漫长时间,很多古典文献都尘封在修道院里。而十五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又是古典书籍的一次浩劫,不过随着希腊难民大量涌入意大利,又带来了丰富的古书写本和语言人才。
而当时着名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与薄伽丘1350年在佛罗伦萨的会面,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直到二十四年后彼特拉克去世前,他们并肩工作,共同创造了文艺复兴,也带来了经典古籍的新生。他们能读古典拉丁文,可是要找到可以阅读的本子啊,而大多只闻其名未见其容。彼特拉克告诉薄伽丘,这些名作的很多文本都深深掩埋并遗忘在修道院图书馆里。他们到南欧旅行,一起调查档案,翻阅古书。就这样彼特拉克发现了西塞罗的大量书信,本来传说它们已失传了。而古希腊语又成了问题,彼特拉克知道没人能读,他自己所学也收效甚微。彼特拉克在1375年1月10日一封信里为自己终于拿到一位拜占庭使节送他的荷马希腊文写本而欢欣雀跃,可他没有成功学到足够的希腊文可以阅读荷马。他跟薄伽丘提出这点,薄伽丘是靠皮拉托的帮助学习古希腊语。在薄伽丘的运作下,皮拉托1360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大学希腊语讲师。皮拉托在拜占庭待过一段时间,那里很多人仍可以读古希腊文,荷马和其他古希腊作者作品的写本也可见到。皮拉托所懂的希腊语足够把《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译成粗糙的拉丁文。这是荷马史诗的首个拉丁译本。薄伽丘会一点儿希腊文,当他带皮拉托和他的《伊利亚特》译本来见彼特拉克时,后者跪倒在这两位访客面前,以感谢他们伟大的天赋,而他们的声名远远在他之下。当时意大利人学习希腊文以便达到可以自如阅读文本的水准是多么困难,因为缺乏有天赋的教师和系统的语法教程(直到一百年后,拉斯卡利斯[Constantinos
Lascaris]于1476年出版了第一本希腊文法书,后来译成拉丁文供欧洲人学习古希腊语),往往学习新语言的热情就这样被消耗殆尽。因此皮拉托的到来无疑给他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由此可想彼特拉克的激动。从1361年起,人文主义者的希腊研究持续了三个多世纪。
巴斯贝恩提及佛罗伦萨洛伦佐图书馆是在尼克利藏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实尼克利的藏书一部分是靠抄写波焦(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发现的写本来供应。他给波焦的写工们提供抄写的纸张,有一次因为纸张没有及时送到,惹得波焦在信里对他破口大骂。意大利文学者们在波焦带领下,仅仅在十五世纪的头四十年里收集到了现今所知的几乎所有的拉丁经典作品。学者兼书商奥利斯帕(GiovanniA
urispa,1376-1459)1423年回到意大利,带回来238部希腊异教书籍,这是一座由最好的古希腊作家组成的图书馆。而这些写本就是近代大量印本书籍所依据的底本,所以对于奥利斯帕藏书的重要性怎么估价也不为过。到君士坦丁堡学习过的着名学者菲勒尔弗藏有40部希腊文书籍,是当时私人藏书的代表。在纸草文献发现前,古希腊作家两千位,130位作家有完整作品存世,127位存残卷,不过百分之十几而已。这些西方古典文献的保存主要依靠波焦和奥利斯帕等爱书人的不懈努力。
着名爱书人和冒险家米兰多拉的乔万尼·皮克(Giovanni Pico della M
irandola),1494年11月死时留下1100多部藏书,其收藏可以与同时代最大的私人藏书家红衣主教贝萨里昂相比。其中157部希腊文书籍,124部希伯来文、阿拉姆语和阿拉伯文书籍。当时医学人文主义者尼古拉·莱奥尼塞诺价值极高的藏书,也不过只有345部,希腊文书籍117部。而其他普通学者的藏书不过50部左右,皮克无愧于当时的私人藏书之王的称号。皮克是全意大利最富的人之一,因而有藏书的雄厚财力。康帕内拉悲哀地指出,与他自己的贫穷和缺少藏书相比,皮克有能力获得自己需要的所有的大量材料。实际上康帕内拉认为,皮克苦苦迷恋于人类之书而让他对自然的奇迹,上帝之书视而不见。
印本书时代
15世纪中叶印本书的发明,带来了至今已五百年的印本书世界。不过写本藏家鄙视印本书,一如现在有些纸本书读者鄙视电子书一样。乔治·斯坦纳讲过一个伊拉斯谟的故事:他暗夜里回家,路上偶然看到泥里有一小块印本书残片,他弯腰捡起,感激地惊叫着把它放到闪烁的光亮里。这就是一个奇迹,带着印本书的新奇与惊喜。而他制定自己《全集》的出版计划时,要拿出一大笔钱选定了一个校对的“梦之队”,包括学者莱纳纽斯、格雷纽斯等人。他们都是瑞士出版界的顶级校对,莱纳纽斯更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高级别的校对,请他们监督编辑工作,以尽量确保将印本书对他声誉的损害降到最小。因为与写本相比,他对印本书还不放心。
可事情往往转折得太快,文艺复兴时期因为拉丁译本的大量出版,希腊原文本反而不被重视,有人这样说:“如果这些作品都转让给我们,那我们将不再需要希腊文藏书了。”15世纪早期,拉文纳的乔万尼说:“如果你尽用雅典希腊语说话,我会认为你是野蛮人。除非你有希腊文写本并把它们翻译过来。”,短短五十年,到1500年大部分古典希腊作家的作品都有了拉丁译本。狄奥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1433年翻译出来,并于1472年出版,而希腊文本迟至六十多年后的1533年才出版。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约1440年翻译,而希腊文本到1535年才出版。阿庇安的《罗马史》1477年出版,希腊本到1551年还没出现。狄奥多鲁斯第一卷的波焦拉丁译本1472年出版,要等到1559年才见到现存的希腊本。而很多希腊原本在誊抄后就被抛弃了。豪斯曼对于古籍校勘的一句话是:“一次误订,其罪过甚于谋杀。”而直接把原始写本扔了,又是多大罪啊。
随着印本图书的市场普及,欧洲中下层民众也获得识字与阅读的能力。启蒙运动研究者确信卢梭时代日内瓦工匠们有非凡的读书能力,有的学者披露了与卢梭同时生活在库当街的这些工匠拥有的书的名字,几人有古代史书籍,如维吉尔、西塞罗、塞内加、荷马、修昔底德、萨鲁斯特等人的作品,两人有马基雅维利、洛克和贝尔的书———
这些书旨在启迪对共和主义者美德与自由的欣赏。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伊萨克·卢梭买过这样的书,而据让-雅克本人说,他读过父亲从叔爷伯尔纳牧师书斋里拿来的书,他的地位显然在一个工匠之上。
富人藏好书的时代
法国大革命以后,藏书习惯走入寻常百姓家,图书价格一般知识阶层也可以负担得起,约翰逊博士因而发明了“普通读者”这一概念。欧洲的图书中心有:德国莱比锡,法国巴黎,还有英国伦敦的老邦德街:这个所在是伦敦古旧书业的中心地带,当时着名的书商和拍卖行如索斯比在新邦德街。周边分布着众多顶尖的西区书商,如夸里奇在格拉夫顿街,马格斯在康德街,艾利斯在新邦德街,多贝尔在布鲁顿街。而买不起书的读者可以阅读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咖啡馆、社区教堂、租借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藏书,读书改变了很多普通人的命运。十九世纪中后叶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欧洲旧书业的最后辉煌。不要说那些着名藏书家的故事,就是普通工薪阶层,只要有毅力和眼光也可以聚集起可观的藏书。
现在善本书的收藏完全成了富人们的游戏,所以《文雅的疯狂》第二部分所采访的那些美国藏书家,哪一个不是亿万巨富,即便如窃书大盗布隆伯格家里也是。而20世纪初,那些摇篮本的估价,还是一个普通爱书人买得起的,而现在这些珍本书只好去拍卖行或博物馆,隔着玻璃窗去看了。如一部包括古希腊的阿基米德《方法论》、《论浮体》等着作的羊皮纸写本,大约抄写于950-750年前,1899年由丹麦语文学家海伯格鉴定出来,1998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出了200万美元的价格,而雅典政府出价190万而落败。因而我们升斗小民,还是在对人家欣羡之余,回去安心读自己的普通书吧。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布朗说,他希望书给学院外面的人读,而不是给牛津那帮在图书馆里昏昏欲睡的教士读。所以他的书交给英国费伯出版社出,而不是在大学的出版社。有这样的作者,我们普通读者有福了,物美价廉的普通书至少可以藏些的。因而巴斯贝恩这本关于藏书的纪实作品,尽管信息丰富,还是可敬而不可爱。而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那些书话作品,如吕叔湘先生翻译的诺伍德《书太多了》一类英国爱书小品,因为富于情趣与人情味,满是书卷气,读来可以怀怀旧,更值得时时拿来翻阅。图片 2screen.width-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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